嘉义21岁陈姓男子，19岁时因犯下数起刑事案件，遭检察官提起公诉，陈男家境贫苦，透过法律扶助基金会，从案件审理开始即委任王姓律师为辩护人。一审法官判处陈8年徒刑，陈不服又委任王律师提起上诉，却被依“未于上诉期间提出”为由，遭裁定驳回；陈男认为，其委任的法扶王姓律师有重大疏失，竟然超过20日才提起上诉，让他如今可能得面临8年的牢狱之灾，且王律师事后更不闻不问，于是向本报表达不满与委屈。

上诉被驳回　陈男：律师害我难道没责任？

收到无法上诉的通知后，陈男心情极度沮丧，陈男母亲为此也四处奔走，希望替儿子找到解决方法；而就在本报调查其他案件时，陈男母子巧遇本报记者，两人于是说出整起案件经过，认为这一切是“被律师害了”。

“就是因为不懂，才会把一切交给专业”陈男说，当初收到一审判决书后，他就到法扶基金会提出申请，法扶也很快就审查通过，一样是委任王律师代为辩护，只是没想到，后来却被通知上诉遭驳回，让他感到非常错愕。

陈男质疑，为何律师要拖到那麽晚才上诉？事后的道歉能挽救什么吗？“为何叫我进去关一关就好？”几条罪名已有一条被判无罪，判决后他也跟对方和解，但现在连争取轻判的机会都没，律师真的完全没责任吗？尤其事后的态度，更令他万念俱灰。

一旁的陈母说，自己患有痼疾且目前无业，身为经济支柱的儿子如果入狱，她跟媳妇及年幼的孙子将顿失所依。本来想说交给律师处理，“小孩年轻应还有机会”，怎知现在一判8年，还没有办法上诉，她看儿子好几次意图轻生，实在非常难过及不舍，找别的律师提抗告及再抗告又被驳回，难道真的无计可施？

依程序上诉　律师：陈男搞错收受判决日！

记者向王律师查证，王律师指出，本案并非如陈男所述；王律师表示，在他收到判决书前7天，法院宣判陈一审应执行8年徒刑，当天他即透过电话告知陈判决结果，陈有提问“一样等信件来再提上诉吗?”

王律师表示，直到陈于“收到判决书”后的第5天以line传讯，表示“早上收到判决了，刚刚已来法扶申请…”，同日下午法扶即来电通知，他也于隔日下载文件，并通知陈男到办公室签“委任状”，及在“声明上诉状”上签名。

王律师说，当时陈男在“声明上诉状”上填载收受判决日期并签名，他见其填载之日期，与自己收到判决书的日期不同，曾提出质疑，惟陈男答称“妈妈说是该日收到的”；王律师说明，因之前曾比被告先收到判决书，于是才不疑有他，当下他也在本案件资料标注上诉期限，并于陈男所称之收受判决日之后的第17日，至法院递交声明上诉状，“并无逾越法定上诉期间之20日。”

王律师说，直到后来陈母来电告知法院通知上诉逾期。经向书记官查问，书记官告知陈男正确的“收受判决日”，才知道确已逾期。

法界见解两极　律师公会建议提申诉

针对本案，法界人士则有不同看法；有人认为，律师在专业判断上具一定客观性，不能完全顺从当事人的要求或指示，且专业倫理的标准原本就高于民刑事责任标准，律师自然不得借口自己是受当事人指示或并未违反法律，就可以当然免除律师倫理的倫理责任或惩戒责任。主张应依律师伦理规范26条中，“律师应对于受任事件之处理，不得无故延宕，并应及时告知事件进行之重要情事”，移送律惩会究责。

但也有人认为，本案不应把疏失归咎于律师，因陈男既答称并填载该“收受判决日”，律师基于信任当事人，依该日期替陈男递交“声明上诉状”，实为常情，并非如陈男所述之“超过20日才提起上诉”。况且在实务上，刑事判决书寄达被告及律师处，并不一定为同一天，本案被告自己搞错“收受判决日”，自己应承担判决结果，不应把责任归于律师，目前补救方法唯有提出新事证，争取再审机会。

对于陈男认为一审上诉被驳回，律师有重大疏失，律师公会则建议，陈男可以以书面叙明原因，向律师公会申诉，公会将有风纪伦理委员会进行公正调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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